21世纪，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组织工作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各级组工干部不仅要运用科学的领导方法，正确地处理好社会与组织系统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作中要贯彻科学理念，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从组织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组工干部必须在头脑中牢固树立三大科学理念：

    以德为先。组工干部仅仅依靠权力因素来开展工作是一种片面和无能的表现，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的高尚品行形成一种人格力量和模范表率的先导作用，以此来引导和影响组织氛围，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发展的权威效应。也就是说，组工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强调以德为先的理念。

    “德者，为官之魂”。具有优秀品格的组工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常常有巨大的号召力、说服力。好的品格会使人产生敬爱感，并引导人们加以模仿和自觉认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就在于此。俗话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可见，品德是衡量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前提。对于组工干部来说，是否有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修养素质，关系到组织日常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实施，更关系到人民福祉、国家兴衰。孔子很早就看到了“德”的重要作用，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人们常说，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必须是好人。组工干部首先是一个人，因此对组工干部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人。人们对组工干部缺乏能力、知识、经验等还可以谅解，但如果组工干部缺乏某些品格因素，则是不可原谅的。“有德有才要成事，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高尚的品格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一个走向成功的基础。    

    以和为贵。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都把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美好模式。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提出“和为贵”的观点，主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画，主张“公正即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和谐”成了我国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主调。

    “和”即是“谐”，“谐”即是“和”，表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俗语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代向来推崇“和谐”理念，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孔子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可武断，不可有成见，不可有偏见，亦不可有私心。社会组织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组工干部要学会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组工干部在组织内部开展工作时要充分发挥“礼”的作用，兼有“和”的胸怀，即，虚怀若谷、宽恕礼让、容纳异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在周围创造和谐、愉快、民主的人际环境，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急，大道并行而不相悖”。

    以人为本。新世纪，东西方各级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满足人的需求，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价干部活动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胡锦涛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已成为今天的主导思想。这就要求各级组工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群众观。毛泽东曾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工干部不仅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从群众中获得的大量材料进行综合加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以形成正确的意见，还要耐心细致地宣传教育群众，科学地组织群众，进行典型示范，充分发挥群众中积极分子的作用，紧紧依靠群众来开展日常各项工作，以完成各项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理念决定行动、思想决定出路”。科学理念正是决定组织未来成败的思路，只有将科学理论时刻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出成效、出特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为组织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