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民：论党内民主
发布时间：2008-09-18 13:41:00 访问次数: 高新民 信息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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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内民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热议之下，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进行冷思考，是扎扎实实推进党内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本文拟从几个方面阐述党内民主的相关问题，力图说明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党内民主状况。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说，党内民主属于非国家形式的民主。在西方，一个政党内部是否民主，通常只是该团体内部的事务，只要不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即可。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却是历史的逻辑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和社会民主联系在一起。
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伴生物——自下而上推进的民主发展路径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著名的民主浪潮。一是戊戌变法前后，有过短暂的传播民主思想的高潮，清末出现的短暂的宪政改革也与这次民主传播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二是辛亥革命前后，民主思潮一度高涨，是清王朝被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后甚至有过昙花一现的多党并存、政党内阁实践。三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的宣传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五四运动后成立的。这三次民主浪潮，一方面确实引起了政治格局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历经几次革命，几乎每一个新的统治形成后，在短暂的民主火花之后又迅即回复到原有统治模式上来。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其统治总不能摆脱旧有的封建统治模式，民主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品。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当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直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性工业在经济成分中只占10%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近代民主形式难以在中国扎根。当然，经济基础并非唯一决定统治形式的因素，但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模式的生存。三次民主浪潮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推动民主传播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传播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其内容以传播西方民主为主，社会底层群众对于民主基本处于冷漠状态。
但是，中国社会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持续二十多年的民主发展势头。与前三次明显不同的是，此次民主浪潮首先发端于农村。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自发地产生了村委会这一民间自治组织形式，其职能从最初维系社会治安演变为村民自治。这一过程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在得到全国人大肯定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浪潮，被媒体称为“草根民主”——用词极其精确而生动。“草根民主”首先冲击的是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本文是在群众的心理认同意义上使用“合法性”一词，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某些农村居民所说的“村委会才能够领导我们，因为是我们选的”这一问题，就是群众依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本能地提出的典型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概念。应对这种考验，出现了农村党支部选举的“两票制”——先获得村民半数以上同意，再成为正式的党支部候选人；或先参加村委会选举，一旦选上了，再成为党支部候选人。对应着实践的发展，又由此逐步推动了乡镇党委的直选试点。
在城市社区，在大量非公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楼宇党建”中，党的组织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以体制内单位为依托建立的党组织不同，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商务楼、写字楼中，楼宇党组织与驻楼宇的各单位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由此导致新建立的党组织，其结构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具有强烈的扁平化特点，党组织的活动方式、领导方式以协商、服务为主。这意味着党在社会领域的领导方式、活动方式需要发生大的转变，民主、法制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
当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势头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从村级向乡镇蔓延，典型地展示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由社会底层向上层演进，是社会内生的民主需求而非外在力量推动的结果，这是与前面三次民主浪潮不同的最重要特点。
2.多元利益群体并存、博弈的客观需求——民主的党内整合机制
在今天谈论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离不开对社会环境、主要是对利益格局的解析。
改革开放后，由经济成分多元衍生出利益群体多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进入“压力政治”时代。如何通过制度化方式释放社会的政治压力，合理地对不同利益群体进行调节，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与此相应，党员社会身份变化亦随社会分化同步发生，来自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度亦开始出现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一党如何同时代表多元利益，如何对各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党员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否在党内体现出来，就成为前所未有的问题。社会整合、党内整合比较适用的途径、方式就是建立民主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整合机制。尽管民主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民主调节、民主决策也可能失误，但是，由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环境所能产生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利益格局多元状态下，维系大致平衡的局面，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为值得重视。党内民主同样如此，尽管民主并不能满足所有党员的全部需要，也不可能使党员的思想完全一致，但至少可以使党员的各种诉求表达出来并得到认真对待，达成最低限度共识，提高对党的认同度。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民主整合的过程。
3.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但不能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在西方民主政体国家，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是分离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受政党上台下台的影响。同时，多党制和分权的政治体制使执政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各政党的政策调整、内部整合、防错纠错等事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的推动和制约。中国则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是体制外政党，处于不合法地位，必须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国家政权才能执政，因此，中国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紧密相连的。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政治体制上“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制度设计，就突出了党的作用。因此，党内民主发育状况，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就成为衡量整个政治体系民主素质的重要指数，成为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然，党内民主解决的毕竟是党内问题，而政治体制的涉及面远远超出党内民主的范围，党内民主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与改革政治体制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党内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运作规范、科学，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参照、导向作用，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运作。反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搞得顺利、成功，又可以成为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力量。
曾有一种论断，认为不要把民主问题与政治体制扯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有了巨大飞跃，说明政治体制与生产力发展是相匹配的。的确，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而人民公社恰恰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企业中，过去存在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包含有经济体制的内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的意义，对此进行改革，也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连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属于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等等。可以说，恰恰是不断扩大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导致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是十全十美的，改革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保留其长处，弥补其短处。
4.党内自我更新机制——形成民主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这种背景下，党以什么来焕发自己的活力？以什么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只有以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终极动力，才能持续保持活力。而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和意志的机制只能是民主。反映在党内，则需要有一套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自我更新机制。党内民主具有多方面功能。比如，激励功能，激发党的活力；整合功能，整合党的意志；调节功能，确立正确的领袖、政党、群众关系，保持健康正常的党内关系。此外，还具有权力制约功能和导向功能，等等。在党内民主多种功能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也是过去很少提及的功能，就是通过民主的制度建设，能够形成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推动力量，形成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这一观点来自于列宁。列宁谈到公开、选举等制度时指出，这些制度“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适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348页）而这种“自动机构”、“自然选择”，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一机制由选举（以及与此相关的任期制、责任制、罢免制）、公开、党内监督等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并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连接为一个整体，来实现其“自然选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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