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军队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30年，是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30年，是整体跃升、成果丰硕的30年。

　　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确立了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发展要求的指导理论，保证了干部工作的正确方向

　　党的创新理论是我军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的根本指针。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毛泽东军事人才思想的基础上，着眼党和军队建设发展要求，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怎样建设干部队伍，提出了许多既与毛泽东军事人才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期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刻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和时代特征，着眼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江泽民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确立了建设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的战略目标。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军队使命任务发展变化，着眼实现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科学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要确立科学人才观，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人都可以成才、以人为本的观念；要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要科学确立人才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任务是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抓紧做好军事斗争人才准备，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信息专业技术人才和新装备关键岗位人才培养。指明了加强人才建设的方法途径，强调要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全程培养机制。突出强调要适应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适应军队技术构成的深刻变化和知识密集程度的提高，积极稳妥地推进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更好地集聚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这些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邓小平、江泽民军事人才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中的生动体现、具体运用，为解决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建设一支能够带领部队科学发展、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科学指南。

　　建设水平整体跃升，锻造了一支能够有效履行使命、经受住各种考验的人才队伍，保证了军队战斗力提高和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坚强有力，有效担当建军治军的历史重任。30年来，我军始终把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的关键环节，按照“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要求，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目前，一批50岁出头的大军区级干部、45岁左右的军级干部、40岁左右的师级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全军作战部队军、师级班子平均年龄分别比1978年下降2.8岁和4.3岁；团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达到82.9%，本级培训率达到34.8%，具有参战和参加重大军事行动经历的达到10.8%。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稳步推进，更加适应军事力量运用形态发展变化。1985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成立国防大学，实行高级指挥干部“军政后同班合训”，并开展联合战役教学，奠定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组织基础。1999年颁发《联合战役纲要》，三军合成、三军联指、三军联训迈出实质性步伐，也为我军大规模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创造了条件。2003年以来，四总部认真落实胡主席关于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重要指示，先后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干部培训工作的意见》、《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加强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的意见》等。2008年召开全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座谈会，出台《关于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措施》等文件，有力推动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工作深入发展。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成就显著，为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提供充沛动力。全军实施高层次人才创新工程和强军计划，依托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尖子人才和创新团队，采取院校、科研单位和部队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培训装备技术保障骨干。一大批能够跨学科领域组织重大项目攻关的科技领军人才、指导推进学术技术创新发展的学科拔尖人才、解决装备技术保障复杂难题的技术专家人才，活跃在军队科研、教学和装备技术保障一线。集聚人才途径不断拓宽。

　　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大幅跃升，履行职能使命的能力基础更加坚实。坚持大规模、多渠道培养人才，干部队伍能力素质不断提高。学历层次大幅提升。目前，全军干部队伍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到72.4%，其中研究生达到12.3%，分别比1995年提高51个和10个百分点。专业素质不断增强。适应军队建设转型、军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需要，通过加强专业培训、更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模式、强化岗位任职培训、组织新装备接装训练等措施，干部队伍专业素质明显提升。

　　干部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推动质量建军的深入发展。注重优化军事人才资源配置，科学实施宏观调控与计划管理，干部队伍规模、结构逐步与军队建设和改革要求相适应。坚持减中建设、减中加强，实现了压缩规模与提高质量相统一。按照质量建军、精兵合成要求，经1985年、1997年、2003年三次大的调整精简，共裁减干部员额64.4万人，官兵比例由1985年的1∶2.2变为目前的1∶2.8。增加高技术含量军种干部比例，军兵种部队干部数量占全军干部总数比例由1995年的32.2%提高到36.1%。调整各军种内部兵种干部结构，陆航、电子对抗、雷达、导弹等专业性强的干部数量不断增加。重点保障作战部队需求，基层干部队伍保持充实稳定。

　　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初步构建了科学有效、完善配套的制度体系，促进了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军官服役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为规范干部管理工作提供基本法律遵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四次进行了修订和完善。第一次，为消除“文革”对干部制度建设的消极影响，全国人大1978年颁布《干部服役条例》，对干部的来源和培养、任免和考核、退出现役等基本问题作了系统规范，成为新时期我军干部队伍建设法制化的重要起点。第二次，着眼推进军队正规化建设，于1988年颁布《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中央军委颁发《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标志我军干部队伍管理由单类统管模式向分类管理模式转变。第三次，适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于1994年修订颁布《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军衔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军队干部服役基本法规。第四次，落实依法治军基本方略、推进干部管理法制化进程，于2000年颁布《现役军官法》，以国家法律形式首次明确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并对军官服役制度相关内容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完善。

　　选拔任用制度逐步健全，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保障。军委总部始终着眼选准用好干部，不断完善干部考评选拔任用制度。干部任免制度更加科学民主。先后于1997年、2002年颁发《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对干部任职条件和任免工作程序等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从制度上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任用实行民主推荐、评议、测评确立下来，初步形成了体现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选拔任用制度。指挥军官考评制度更加系统。2005年至2008年间，先后颁发施行团级以上指挥军官通用能力基本标准（试行），在全军作战部队实行考核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副团职领导干部制度，构建形成了指挥军官考评体系，有效促进了科学考察和使用干部。

　　培训制度趋于完备，基本适应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针对“十年动乱”军队院校处于全面瘫痪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影响和破坏，中央军委决定从1980年起实行不经院校培训不能提拔干部制度，并在军官服役条例中加以明确，对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军生长干部经院校培训比例从1980年的30%提高到目前的100%。实施人才战略工程规划。2003年8月，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制定出台《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对2020年前我军人才建设作出整体筹划和全面部署。重点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加大军队研究生培养力度，逐步拓宽干部出国留学渠道，对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参谋人才予以表彰。

　　科技文职干部制度日趋成熟，为更好地集聚人才资源、激发内在动力创造有利条件。积极适应干部分类管理需要和专业技术人才特点，坚持把政策制度建设作为加强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起一套既执行统一原则又区别于军政后装干部的制度体系，较好地发挥了吸引保留人才、激发队伍活力的重要作用。

　　工资福利制度不断完善，为提升军人社会地位、稳定干部队伍发挥重要作用。30年来，我军干部工资福利制度先后实施了十余次调整改革，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干部工资结构逐步合理，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广大干部充分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成果。30年来，我军干部工资制度实现了由单纯的工资向“工资加津贴补贴”的拓展，工资结构更加合理；工资增长方式实现了由“临时政策调控增长”向“长效机制调控增长”的转变。

　　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和预备役军官制度日益配套，保证军事人才与社会人才的有效衔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台《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等文件，不断把干部退役安置制度改革引向深入。2001年，颁布《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军退役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