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有着特定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改良或革命。历史实践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就难以实现。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进理论为指导开创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郑重地选择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雏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这一政党体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知，是历史与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基于这一特质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斗争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模仿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多党制。但是，由于大小军阀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适宜政党民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更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历史任务和特殊国情基础，在反动力量绞杀和收买的夹击中，中国的议会政治、多党制尝试彻底破产。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试图开辟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在民族内忧外患不断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为数众多的新政党相继产生，它们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被宣布为非法且遭到镇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方面使民主党派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也将自己彻底孤立起来，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旧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党独裁，违背历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会走向覆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上述两种政党制度模式彻底失败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是中国人民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作出的合乎历史理性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特点，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衷心拥护。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则进一步促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彻底丢掉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定了只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极为艰巨，任何革命阶级及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与他们亲密合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战争，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