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地群众工作的探索与启示
发布时间：2009-04-15 09:28:00 访问次数: □祝灵君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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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继续加大探索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新机制，以切实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真正做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这些探索如：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的“富民强村”工程，发动县、乡两级干部进村庄、进社区，为群众解决各种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树新形象，创新业绩”的主题实践活动，101名县（市）委书记、1000多名乡镇干部深入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现实问题；2007年，重庆市忠县组织了100名县级机关干部，1000名乡镇机关干部和10000名党员深入农村、城镇社区，与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贫困群众结对交亲，主动为基层民众解决实际问题（以上三种探索具有共同点，为方便论述，姑且以“高坪模式”代称）。深圳市南山区要求党组织进社区，积极引导社区各种力量，建立和谐社区（简称“南山模式”） 。北京市东城区积极培育和发动各种社会组织，利用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引导解决社区问题（简称“东城模式”）。四川省南江县把进城务工人员组织起来，把党的温暖送给农民工，让他们在打工致富的同时培养社会责任感（简称“南江模式”）。全国各地市（地）、县两级党委自奥运会以来，主要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尽量将各种社会矛盾处理在当地（“接访模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从1999年开始，在全区推行“少数民族干部联系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干部联系清真寺”的“两项联系”制度，近年来已开始推广到懂维吾尔语的汉族干部中（简称“新疆模式”）。为了纠正党或政府在多层级汇报中存在的信息截留、信息滤波、信息噪音的缺陷，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研、蹲点，了解基层群众的真实困难和各种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及早发现并处理问题，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简称“基层调研模式”），等等。
这些探索大都以崭新的视角、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寻求新的群众工作机制，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第一，要有“超越官僚制”的新思维。一切组织形态中都存在“官僚制”，理性的官僚制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发现。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在建立理性官僚制的过程中遇到了双重阻力：一是官僚制的副产品——官僚主义；二是从传统社会留传下来的官僚陋习。从理论上讲，官僚制越发展，官僚陋习越少，但却可能使官僚主义越突出；相反，官僚陋习越发达，建立理性官僚制的阻碍就越大，现代官僚主义成分就越少，但官僚陋习泛滥的破坏性更强。由此看来，要建立一个既没有官僚陋习，也没有官僚主义的政党或政府几乎不可能。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途径：这个途径既不能违背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目标（如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等等），又必须坚决遏止官僚陋习，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党和政府形象。为达到这两个目标，唯有另辟思维途径，走“超越官僚制”的道路（当然，“超越”不等于“放弃”）。这要求我们还应该强调责任意识、回应迅速、公开透明、公平合理、注重参与、团队协作、组织扁平化等原则，以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所以，“高坪模式”、“新疆模式”、“接访模式”、“基层调研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新思维。
第二，党的群众工作不仅包括党和群众的互动，也包括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从党的历史看，我们之所以能始终获得人民群众支持，一个重要的经验在于我们生存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之中获取力量。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既发动群众支持党的工作，也发动群众团结、互助、互爱。因此，党的群众工作首先不是单向的互动，不是单向的“给”与“取”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是彼此间“问”与“答”的关系；其次，党的群众工作不仅包括党的干部、普通党员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引领不同群众之间的互助、互信，善于发挥社会力量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南山模式”、“东城区模式”就属于后一种涵义的探索。
第三，要善于发现并团结某些关键社会群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善于团结各族人民群众一直是我们战胜困难，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法宝。其中，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积极支持和引导流动人群（如盐农、城市流浪工人、乡村会党人员），团结广大底层群众，这是我们在革命时期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正处于大流动之中，每年大致有1.3亿外出务工农民，如果以每户（2-5）口之家有一位外出农民工计算的话，背后有3-6亿人受流动人群的影响。因此，一些地方党组织已经从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发现了这个关键社会群体，纷纷出台关心流动人口的新办法，如“流动党员亮出身份”（“南山模式”）、“建立农民工关爱之家”（“南江模式”）、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困群众结对子（“高坪模式”）等。实践证明，哪一级党委政府处理好了流动人群的问题，那里社会稳定就能得到保证。此外，流入边疆地区的流动人群还可以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的积极力量，歧视或忽略他们，将失去一支保证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依靠力量。
第四，要善于做“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的工作。从人的需求层次看，对满足生理欲望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但却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于是有两种趋势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人们在已经满足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将提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二是即使在物质利益不能满足的情况下，精神需求的满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内心平衡。这表明，在的党的群众工作中，如果只会机械、简单地运用“物质满足”或“物质诱导”的方式，不可取，也不可持续。一味地“物质诱导”只会导致群众的需求膨胀，而“物质添加”的速度永远也跟不上“需求膨胀”的速度，于是在群众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这表明，我们永远不能丢弃我们党善于从事“情绪疏导”的优良传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抓本单位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抓“情绪疏导”的工作。当前，这项工作不仅要落实在党内，更要面向社会，让更多的党的干部、普通党员去从事全社会不同人群的“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工作。“南山模式”和“高坪模式”表明，抓市场经济并不只是抓“GDP增长”，还要善于抓人心，善于疏导人民群众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中的各种不满情绪。
第五，要积极思考“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向来，我们要求党员都必须在“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是对党员先进性最一般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在身份、职业、地位、权力、收入等方面都具差异性，因而对各自先进性的要求也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有所差别，比如，在群众工作中，这种差异更应该充分体现出来。与普通党员相比，干部党员拥有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承担了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从事一定领导工作，这要求他们更应具有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意识、对工作的职业意识、对事业的进取意识以及办好人民事情的服务意识；而对普通党员来说，入党既是履行自身信仰的选择，也是为了服务社会、回馈社会，不是为了谋取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因而，在群众工作中，普通党员更应该具有社会责任心，应花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社会工作，完成从普通党员在闲暇时间内向“社工”、“义工”的角色转变，把党的形象真正带入家庭、社区、村庄，带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让更多的普通党员去参与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或把那些有着良好志愿服务或“义工”服务记录的人员培养成党员，应该成为今后党组织“进、出口”畅通的一个重要机制。深圳“南山模式”发挥党组织积极作用的“三个覆盖”（“社区党组织全覆盖、社区党员管理和服务全覆盖、党员在和谐社区建设作用发挥的全覆盖”），在社区建设中对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发挥作用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给了我们上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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