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9-10-30 10:07:07 访问次数: 佚名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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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个春秋，她的发展和曲折，都同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正确与否紧密相连。
60年来，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经历了从基本正确转向迷误到清晰准确认识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能否科学地揭示我国基本国情，关系到党能否清醒地认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怎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党应当制定和执行怎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大问题。由此可见，正确判断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同样是关乎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认真回顾和总结近60年来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不仅是颇有必要而且具有深远意义。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中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毛泽东在1939年曾正确指出：“明白了中国的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还从七个方面作具体分析，以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我们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1956年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有过正确的判断，也出现了迷糊的过失。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判断：其一，是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1957年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接着，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毛泽东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高度重视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虽然在时间上的估计短了一点，但把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建成适当区分，较之斯大林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的观点更为准确。其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观点很有启迪作用。
然而，这些理论判断，未能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所以，在以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挫折。
由于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取而代之。八大二次会议确认了这个错误判断，并误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从而抹煞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时期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离开基本国情的种种错误判断。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随之而来，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急于求成发展生产力，以盲目求纯改变生产关系，幻想靠所谓“一大二公三纯”，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幻想，超越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超越整个社会主义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这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三年的经济困难，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遭受许多折腾。据不完全估算国民收入减少12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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