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廉政建设的经验一再证明，广泛的社会权利监督是防腐反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以权力约束权力的补充和推动力量。它包括政党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等等。这些监督主体及其使用的监督手段和形式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其监督客体是一致的，因而，在监督过程中不仅社会监督的各个部分会产生联动效应。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当权者而言，犹如芒刺在背，使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敢胆大妄为，徇私枉法；如果有人敢越雷池，一旦曝光，便很难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责任和法律法规的追究。

　　最近发生在日本政坛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便是典型的案例。6月8日，新上任的民主党首相菅直人率领内阁亮相，第二天就遭遇《读卖新闻》的当头一棒：菅直人的亲信、刚刚担任大臣的荒井聪借用友人公寓作为个人政治后援会办公室，并以租房的名义虚报开支，在过去几年中骗取公款上千万日元。对此，各大在野党纷纷要求菅直人立即将荒井聪免职，并称将追究菅直人的任命责任。随即在野的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针对菅直人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尽管在此后众议院全体会议的表决中不信任提议案被否决，但是，新闻舆论和政党监督的过程和力度可见一斑。

　　在一些转型国家，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滞后，从而使腐败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社会权利的监督：一方面，它可以使当权者有所顾忌，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各种廉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们看到，正是在社会权利监督的压力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在公众的监督下不断加以完善。

　　像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腐败高发的现实，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鉴于此，俄罗斯近年来也在大张旗鼓地反腐败。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10天后便指出：“我们不能再等了，腐败已变成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应该用制度性的对策来应对这个问题。很明显，腐败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威胁，腐败会损害商业环境、削弱国力和损害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是，腐败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需要采取一揽子措施，我们需要一个国家性的反腐计划。”

　　同年12月，俄罗斯出台了《反腐败法》，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与此同时，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 2009年4月上旬，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亲自率领俄政府的各位副总理、部长集体在俄罗斯政府网上“晒家庭收入”。今年 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又命令公布政府各部门官员的收入纳税清单。由此，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在俄罗斯确立起来。虽然，俄罗斯公众对目前的官员申报并不满意，据调查显示，71%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年公布的官员收入纳税清单太假，难以相信。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清单显示的官员收入数额比自己想象的少得多。但是，公众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认可度颇高，认为这一制度对反腐败有益无害。因此，公众舆论在质疑官员财产申报虚实的同时，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各政府官员在公布年收入的同时，还要详细公布这些收入的具体来源，并由独立机构核实有关官员的财产申报。

　　的确，任何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人们也不会抱有这样的幻想，靠一个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要害在于是否能正视现实，把迫切需要的制度建立起来，在实施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权利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对丑闻的揭露和抨击、民众的不满和建言、社会的情绪和要求，对当权者而言，它是压力也是解决问题的动力；对社会而言，人们在失望的同时也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