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建党中“应属首位”的作用
发布时间：2008-07-22 09:10:00 访问次数: 陈璞平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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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官方和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贬大于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开始较多地给予肯定。1995年，肖克将军首次明确提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是尊重历史的中肯评价。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陈独秀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应属首位”的主要作用。
一、 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
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给陈独秀来信称“今春一读大作，如当头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决心“献身于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但由于没有得到陈独秀的回信，因此失之交臂，否则“巴金的人生肯定会是另外一条路，以他火一样的秉性，可能早就牺牲沙场了”。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高度赞扬陈独秀，称他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许多党的著名领导人当年都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17年，正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沈沈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丞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其渴望求教之心，跃然纸上。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呼：“我视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直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依旧坦诚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在这里，毛泽东直接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李大钊则是他“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这不是毛泽东自谦，而是反映了历史实际。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培育和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萌发建党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的日益腐败，使他经历了由厌恶到创建政党的心路历程；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他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使他一开始就将中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不久，袁世凯利用党争实现了登基复辟，这使陈独秀早年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满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而“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五四运动后，他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开始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为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
关于党的性质。陈独秀认为，只有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挽救中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说：“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指出：“我们士大夫阶层断然是没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所以有输入马格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他认定“中国底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主义”。
关于党的纲领。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1月，他在为上海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须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
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和理论，对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直接推动了各地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与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建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推动成立共产党的使命来到中国，在上海会见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此后，陈独秀开始了有组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5月，陈独秀秘密挑头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十余条，明确指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李达在自传中回忆：“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全国各地建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将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和激进青年联络起来，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组织作了切实的准备。
1920年8月底，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委托他将上海建党情况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此“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0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初，陈独秀去武汉讲学期间，结识了失业工人郑凯卿和时任《汉口新闻》报记者的北大学生包惠僧，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秋，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与此同时，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请他帮助共同建党。是年秋，包惠僧、刘伯垂、董必武、陈谭秋、郑凯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汉支部，并“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回湖南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在长沙建党。11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他的朋友——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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